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2023年印度谈判协议书通用一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