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散文诗歌:我的大哥孙方友

　　我们兄妹七人，方友是老大，我是老三。

　　当年父亲在劳改农场里服刑的时候，家里除了母亲，扛将的就是大哥了。大哥说，老三，你小的时候吃得肥胖，都是我看护你。我背着你到镇子里的面粉厂里去找咱妈，一路下来都快把我累死了！常言说，长兄如父呀，那种感情是能用文字表达得了的？

　　多年以来，我们兄弟都生活在一起，情如手足。享受着生活带给我们的苦难和幸福。

　　1993年以前，我们都居住在我们的出生地——颍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小镇里，那个小镇名叫新站集。镇东居住的大多是从山西老槐树下移来的汉民。镇西居住的大多是穆斯林信徒，人口大约四千左右。是镇政府所在地，隶属河南省淮阳县，也就是历的陈州。陈州在历小有名气，比如孔子、陈胜吴广、包拯包大人等等多少都和她有些关系，当然还有人祖伏羲。人祖的故事大多为传说，用文学上的术语叫虚构，虚构的故事流传长久往往就形成了某种真实，许多传说中的人物都证明了这一点。你看，淮阳城里至今还保留着宋朝宋太祖年同建成的气势非凡的太昊陵，每年农历的二月二到三月三那里都要起庙会，庙会期间那里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朝拜，香火十分旺盛。

　　熟悉孙方友小说的人肯定能从中找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故事，我在这里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一方面是想说明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故乡。我们像熟悉自己的眼睛和气息一样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不说大哥，我就知道我最初的对世界和人生的感受都是来自那个小镇，我小说里的颍河镇的格局也基本上是以那个镇子为蓝本的。只是那个镇子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到了1998年，我们兄弟又一同搬迁到郑州。仍在一幢楼的二层楼上居住，门仍然挨着门。这么多年来，我和大哥一直生活在一起，尽管我们都是以写小说为生，但我们兄弟二人的创作风格完全不是一条路子。这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大哥的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用什么手法，走什么路子，或者他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属于什么流派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看他自己把他所建造起来的那个艺术世界推没推到极致，是不是像造山运动那样在人类的文化视野里耸起一座高大的山峰。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座山，比如达利是一座山，比如贝多芬是一座山，比如罗丹，也是一座山。就文学作品来说，能不能成为一座山峰。我认为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维度:

　　一，对自己民族苦难的体验。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再现。三，对自身灵魂的拷问。再有，就是作品里体现出某种形而上的宗教品质。

　　孙方友的小说创作也应该是一座山。当然。山的状况与大小也应该由评论家和读者来评定。在这里，我只是从生活的角度，来回忆一些有关他与他的小说创作的零星往事。

　　经历

　　我大哥1950年出生，年长我七岁。大哥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刚刚丢掉他卖烧饼的筐子参加工作。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父亲站在春日的阳光里，白色的衬衣束在裤腰里，留着分头，系着皮带，在我的感觉里家父神采奕奕光彩照人，在我幼小的印象里，父亲是神圣的。留着分头腰里系着皮带，那个时候我们镇上有谁能这样？没有。

　　家父后来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坐过飞机。那个时候，我们镇上的人有几个人能坐上飞机？如果我的同伴之中有谁敢叫一声父亲的名字，那我一准会和他打架，并十分刻骨地仇恨他。我父亲的名字，能是你叫的？我觉得就连父亲坐牢到劳改农场去服刑也是十分了不得。

　　父亲服刑的原因直接来自1964年的四清运动。在1962年生活困难的时候，我父亲承担了我们县的用煤采购任务，在运输的过程中损失的煤，都成了我父亲贪污的证据。父亲服刑生活的开始，也是为我们兄弟苦难生活的开始做了一次让人难忘的洗礼。

　　那个时候，大哥正在离我们镇子十二里的一个叫做程寺的小集镇上中学。父亲服刑开始的时候。我大哥正投身于红卫兵轰轰烈烈的大串联运动中。父亲出事以后，哥哥就中断了学业，为了有点读书的时间，他到生产队里的牲口屋里去帮槽，挨家挨户去人家厕所里挑大粪。那个时候生活困难，我们家里一年分的粮食不够半年吃，母亲就领着我们兄弟给供销社里推麦面，留下下面我们吃。我们几乎每天推石磨都要推到深夜，大哥说，真是累得要死，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而母亲还要给我们做饭。做好饭一个个把我们叫醒。

　　母亲说，起来，都起来吃饭。

　　有一天夜里，我们又被母亲叫醒了。那天母亲破例给我们兄妹做了一顿好面条，那面条没有放盐。淡的，可是我们一伸筷子却从里面捞出一块红薯来。我的天呀，那真是好吃，那个时候春红薯刚刚下来。鲜物呀！

　　大哥说，后来我吃过山珍海味，可是总觉得都没有那碗面条好吃。

　　为了改变家中的生活。大哥就领着我们兄妹到颍河里去捞砂礓，卖给公路段里。初冬，河水凉呀，刺骨。我们的腿冻麻了，就跑到岸上把腿埋在干沙里取暖。我们的手被河水泡得惨白无血，一摁一个洼坑。半天还不起来，我们的脚被藏在淤泥里的砂礓刺破了，那真是疼呀，疼得钻心。

　　那个时候，大哥正在和我们街上的一个姓雷的姑娘谈恋爱。可是人家看到我们家成了这个样子。就和大哥吹了，大哥肯定很伤心。为了争口气，他就用卖砂礓的钱跑到离我们家二十里路的项城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可是我二伯父却不让大哥听，二伯父说，这收音机能是你听哩？人家告你收听敌台。

　　母亲一听就怕了，就借了一辆车子让大哥去把收音机退掉，可是大哥死活不去，母亲就哭了，母亲说。恁想气死我呀！大哥不忍看着母亲伤心，就同意去。要走时，却找不到了自行车。自行车哪里去了？被我推到镇外的打麦场上学骑去了，那个时候谁摸过车子？我没骑两下就把车子骑沟里去，把前叉子都摔坏了。我推着一辆摔坏的自行车从街上走过，要经过多少复杂的目光呀。那个时候大哥就是生产队里的整劳力，他干着和大人一样的活儿，却拿不上大人一样的工分，大哥常常为这忿忿不平。因为父亲的问题他和二哥常常被叫去开可教子女会，常常被生产队里派去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

　　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大哥和二哥被派到离我们镇上一百六十里路的漯河去拉生活用煤。他们回来的时候天下了大雪，颍河里结了冰，不能行船，年三十他们冒着大雪回到我们对岸那个小村里的时候。我和母亲就站在白茫茫的大堤上等他们。隔着宽宽的河道我看到了他们，我就叫了一句，大哥——一句话没有喊出来泪水就顺着我的面颊流下来，大哥在对岸叫，妈——二哥也叫妈——可是他们却过不了河。妈叫一声，乖——声音就嘶哑了。

　　那一天，我和母亲看着大哥二哥沿着河道向东走去，他们要冒着鹅毛大雪到离我们家二十里路的项城去，那里才有一座桥，然后他们再往回走。大哥的脚步踏在厚厚的积雪上，在黄昏里，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