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背影》为例谈方法问题（精选13篇）

以《背影》为例谈方法问题 篇1

　　一、方法问题

　　寻求一致性还是矛盾性

　　社会学的方法，例如，讲《荷塘月色》，说是“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不能同流合污，又不能直接投身革命的矛盾心情。

　　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但是，也不能说有多对，因为，

　　第一，这与作品有些关系，并不是作品的真正内容，作品写的是“独处”的“自由”，孤独的美好；这里的自由不是政治概念，而是伦理概念。

　　第二，这样说，不能说明作品的艺术特点，例如，本文对于诗意的追求。文章内部的不平衡，哪些地方特别好，哪些地方比较一般。

　　第三，如果满足于作品与现实的一致，那么，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是不是行得通。如，拿来分析冰心的诗就无从下手。

　　第四，例如，拿来分析《背影》，就更难办了。《背影》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

　　第五，方法问题，这种说法的特点，是寻求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一致性的，这里就有一个原则问题了，从方法论来看，究竟是分析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性还是寻求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统一性？

　　由此可见：

　　1.光是寻求作品社会意义是不够的，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的、深刻的方法。

　　2.即使找到了社会现实意义，也并不能满足教学要求。因为背影的艺术特点，是不能从这种方法中得到解释的。

　　3.从理论上来说，所谓分析就是分析矛盾。

　　a.从文学创作来说，就是现实与艺术的矛盾、差异，而不是统一、等同，如果统一等同了，就没有艺术可言了，艺术就成了对于现实的照抄，作家就没有创造的功劳了。

　　b.从艺术本身来说，不同形式的不同规范，同一形式的不同风格创造，都是以差异为特点的，也就是以矛盾分析为基础，而不是从统一性中所能获得的。

　　4.最重要的是，从分析矛盾的操作性来说。

　　第一，矛盾是内在的，尤其是经典性作品，往往是天衣无缝的，因而，关键不在于要求分析矛盾而在于揭示矛盾。而矛盾是潜在的，不是浮在表面上的。

　　第二，从方法的操作性来说，不能满足于一篇一篇孤立地讲作品，应该把作品放在一系列的作品的比较中，来观察差异，以便找出矛盾的切入口。如果是单篇地分析，没有现成的作品可比，就要用一种方法，叫做还原法，（现象学的还原）来找出作品与对象之间的矛盾。

　　第三，通常使用的方法的缺点是，满足于作品与表现对象的统一性。空喊分析，而不能揭示矛盾。孤立地阐释单篇，就是能够进入分析层次，不在与相似的、同类的、异类的作品的差异中揭示矛盾，就是勉强“分析”，也是浅层次的。

　　二、可比性：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

　　我们往往只是被动地注意作者写了什么，而没有去主动地想象他没有写什么。

　　鲁迅说过：写作的方法，不但在作者已经写出的东西中，所有写出来的东西，都只是显示了：应该这么写，而要真正懂得写作的门道，还要懂得，不应该那么写，不懂得不应该那么写就不会真正懂得应该这么写。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次上来阐释：

　　A.从最浅的层次上来说，就是文本“细读”。美国的新批评流派的讲究，不研究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只讲究作品（文本），我们自发地运用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方法，但是人家那么做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加之我们对人家的优点也没有什么理解，有的甚至连新批评的细读都不知道。

　　B.从更高层次上来说，我们感到新批评也有个毛病，就是往往拘泥于文字的隐喻、含蓄啦之类的，归根到底，也只是把目光集中在人家已经写出来的东西上面，而没有注意到，文章的妙处，每每是文章省略了的、回避了的地方，应该把回避的和渲染的，弱化的和强化的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深刻的切入矛盾的起点。

　　在这二者中，特别是弱化的和回避的，是深刻理解文章的关键。

　　C.这不仅仅限于对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艺术手法的选择，为什么这样写不那样写，而且在于在一系列文章中，为什么这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而不是另外一篇文章的方法，不管是同一作者还是不同作者，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D.这就要求教师有一种起码的讲究，就是科学的抽象能力，从操作来说，就是提高可比性，把本来不可比的，提高层次，成为可比的。最基本的，就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的抽象能力。只有具备了这种能力，就是在相同的文章中发现其不同的东西，在不同的文章中发现了相同的东西，才能进入具体分析的境界。否则就只能在形象表面，甚至外面徘徊。

　　结论：有了这种能力，教师就有了主动性，就有了研究能力，没有这种能力，就没有主动性，也就没有研究能力。这就是对教师的素质的挑战，缺乏这样的素质就不能在阅读过程中，化被动的阅读为主动的阅读。

　　抽象的理论是枯燥的，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点，以一个文本，来进行细胞形态的解剖。

　　就《背影》而言，我们采用了发展了的、有别于新批评的“细读”法：

　　1.注意不写什么，弱化什么，省略什么，割舍什么。

　　2.“还原”：把未经作者加工的原生的现象想象出来和作者艺术加工过的作品加以比较，这和现象学的“还原”原则有一致之处，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形象的现成样子，而是想象把目前现成的观念或者解释“悬搁”起来，想象出、推导出本来，在原初状态，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这样就可以提出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创作论上的问题：

　　为什么不写人的正面而写背影？

　　如果回答，因为背影最突出，因为背影最为感人，这是同语反复。因为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背影最为感人，而你说，因为它很感人，所以它就感人，这不但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而且还把对于思考的要求降低了。

　　从现象到现象的滑行，而且还很满足，就造成了麻木。

　　我们中学乃至大学老师往往就被这种表面的思想习惯所蒙蔽了。这是一种自我蒙蔽，舒舒服服地把自己思考的自由给剥夺了，一点点被强制的痛苦都没有。

　　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话来说，就是现成的话语，它有一种力量，障蔽着我们的创造性的思维。这种话语有一种权力的性质。让你在无意识里受它的统治。所谓素质的提高就是要有意识地打破它的统治。恢复思想的创造力。用西方文论家的语言来说，就是“去蔽”。

　　对于教学和研究来说，就是科学的抽象力，具体分析的能力，也就是原创性。

　　关于思考和研究的方法，至少有七点可讲：

　　a.《背影》没有写主人公的面容，没有强调言语和表情。<